
1949年11月25日清晨,北京刚落完今冬第一场雪,前门外送殡的队伍被冷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几名解放军战士抬着用门板改成的简易棺材,把目光投向城里——首都竟没有一块专为革命者准备的墓地,这种尴尬让在场所有人心里发酸。消息很快传进中南海搭搭网,正在翻阅文件的周恩来停下钢笔,眉头久久未展。

那天夜里,西花厅灯光亮到深夜。秘书递上当日北平日报的剪报,上面写着“烈士长眠何处成难题”。周恩来轻声说:“先烈不怕牺牲,却怕被后人忘记。”声调很轻,但屋内几个人都听得分明。片刻后,他铺开便笺,写下“公墓”二字,随后圈出“交通便利”“环境肃穆”“不占农田”三行小字。
第二天一早,电话打到北京市政府,“请吴晗同志即刻来西花厅。”吴晗此时正审阅城建方案,接到通知便把草稿卷起塞进公文包,匆匆赶往中南海。路上他揣测:新旧城区拆墙破路的事还没定稿,总理莫非要再调规划?

九点半,周恩来放下电报,抬头示意客人入座。未待寒暄,他开门见山:“首都需要一座革命公墓,这事请你负责。”吴晗愣住,旋即掏笔记。周恩来把便笺推到桌角,又补了两句:“地点选好,设计简洁,先烈要与人民在一起。” “总理,可有什么具体要求?”吴晗追问。周恩来缓缓举起三根手指:“第一,离城不能远;第二,环境要静;第三,庄重而不奢华,耕地一亩也别占。”短短一句话,道出他对土地、对群众的珍重。
会后吴晗没回办公室,直接召集市政、典礼局、民政科等十几人,成立临时工作组。有人提议龙潭湖、香山、卢沟桥两岸,方案摆了一桌搭搭网,统统被否:要么交通不便,要么村田密布。几天奔波无果,众人难免泄气。余心清突然指着西郊一片松柏道:“那边的八宝山,去不去瞧瞧?”原本无人看好的地方,此刻像被风吹开了一扇门。

12月初,考察队踏进八宝山。山前旧寺残垣,山后松涛阵阵,四顾寂静。唯一难题是山下住着二百多位清室遗老,多为太监,安置费时费力。吴晗却说:“只要地方合适,搬迁可以慢慢谈,先烈等不起。”一句话定方向,工作人员分两路与住户商议,很快拿出补偿与分散安置方案。
1950年4月,北京市政府正式向政务院呈报《北京市革命公墓建设请示》,当天即获批准。工程分三期:首年修路、砌围墙并建设火葬场;次年扩绿植、建殡仪馆;第三年竖大门、筑烈士亭。施工交给公营隆华建筑公司,李公侠挂帅,工人六百余人开进山口。尘土飞扬里,简易牌坊悬出一幅帛字:“青山处处埋忠骨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同年秋天志愿军陆续开赴朝鲜,战士临行前常问:“回不来时能否葬八宝山?”火葬场尚在打地基,工程队昼夜赶工,把原定九十天的工期压缩到四十五天,确保后方接纳烈士遗体。
1950年10月27日,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北京病逝,年仅四十六岁。公墓一期尚未完工,连墓区分布图都没有。周恩来拍板:先在太庙广场搭建浮厝,等八宝山选好位置再迁灵。吊唁日寒风劲吹,灵柩四角用青砖垫起三寸,周围摆满用白布包扎的菊花。有人低声感叹:“他是公墓迎来的第一位中央领导人。”

随后市政府、建筑公司连夜调整规划,专门在东北半坡辟出一片高地。设计方案修改三稿,最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鲁慕迅定稿:墓冢横向展翼,顶部嵌红五星,两侧刻花岗岩护栏。1951年7月18日上午,迁灵仪式在八宝山举行。十点整,军乐团奏出《哀乐》,刘少奇、周恩来等执绋护送。灵柩缓缓就位,瓦匠立即在周边砌砖立面,最后一抹水刷石抹平时,现场只听得到抹子刮过石面的沙沙声。
公墓二期工程展开后,烈士亭、大礼堂相继动工,青松白杨沿着石阶一路铺开。又过数年,山脚铁轨通车,西长安街公交末站定名“革命公墓”。一到清明,老工人会笑着指给孩子看:“山那边埋着任弼时,咱们今天是来探望他们的。”

八宝山静立北京西郊,见证了新中国从生疏到成熟的礼仪制度,也记录着一代代普通人与英雄的相遇。那张写着“三个建议”的便笺,被周恩来收入文件柜,纸角微卷,字迹仍旧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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