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1月25日清晨，北京刚落完今冬第一场雪，前门外送殡的队伍被冷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几名解放军战士抬着用门板改成的简易棺材，把目光投向城里——首都竟没有一块专为革命者准备的墓地，这种尴尬让在场所有人心里发酸。消息很快传进中南海搭搭网，正在翻阅文件的周恩来停下钢笔，眉头久久未展。
那天夜里，西花厅灯光亮到深夜。秘书递上当日北平日报的剪报，上面写着“烈士长眠何处成难题”。周恩来轻声说：“先烈不怕牺牲，却怕被后人忘记。”声调很轻，但屋内几个人都听得分明。片刻后，他铺开便笺，写下“公墓”二字，随后圈出“交通便利”“环境肃穆”“不占农田”三行小字。
第二天一早，电话打到北京市政府，“请吴晗同志即刻来西花厅。”吴晗此时正审阅城建方案，接到通知便把草稿卷起塞进公文包，匆匆赶往中南海。路上他揣测：新旧城区拆墙破路的事还没定稿，总理莫非要再调规划？
九点半，周恩来放下电报，抬头示意客人入座。未待寒暄，他开门见山：“首都需要一座革命公墓，这事请你负责。”吴晗愣住，旋即掏笔记。周恩来把便笺推到桌角，又补了两句：“地点选好，设计简洁，先烈要与人民在一起。” “总理，可有什么具体要求？”吴晗追问。周恩来缓缓举起三根手指：“第一，离城不能远；第二，环境要静；第三，庄重而不奢华，耕地一亩也别占。”短短一句话，道出他对土地、对群众的珍重。
会后吴晗没回办公室，直接召集市政、典礼局、民政科等十几人，成立临时工作组。有人提议龙潭湖、香山、卢沟桥两岸，方案摆了一桌搭搭网，统统被否：要么交通不便，要么村田密布。几天奔波无果，众人难免泄气。余心清突然指着西郊一片松柏道：“那边的八宝山，去不去瞧瞧？”原本无人看好的地方，此刻像被风吹开了一扇门。
12月初，考察队踏进八宝山。山前旧寺残垣，山后松涛阵阵，四顾寂静。唯一难题是山下住着二百多位清室遗老，多为太监，安置费时费力。吴晗却说：“只要地方合适，搬迁可以慢慢谈，先烈等不起。”一句话定方向，工作人员分两路与住户商议，很快拿出补偿与分散安置方案。
1950年4月，北京市政府正式向政务院呈报《北京市革命公墓建设请示》，当天即获批准。工程分三期：首年修路、砌围墙并建设火葬场；次年扩绿植、建殡仪馆；第三年竖大门、筑烈士亭。施工交给公营隆华建筑公司，李公侠挂帅，工人六百余人开进山口。尘土飞扬里，简易牌坊悬出一幅帛字：“青山处处埋忠骨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同年秋天志愿军陆续开赴朝鲜，战士临行前常问：“回不来时能否葬八宝山？”火葬场尚在打地基，工程队昼夜赶工，把原定九十天的工期压缩到四十五天，确保后方接纳烈士遗体。
1950年10月27日，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北京病逝，年仅四十六岁。公墓一期尚未完工，连墓区分布图都没有。周恩来拍板：先在太庙广场搭建浮厝，等八宝山选好位置再迁灵。吊唁日寒风劲吹，灵柩四角用青砖垫起三寸，周围摆满用白布包扎的菊花。有人低声感叹：“他是公墓迎来的第一位中央领导人。”
随后市政府、建筑公司连夜调整规划，专门在东北半坡辟出一片高地。设计方案修改三稿，最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鲁慕迅定稿：墓冢横向展翼，顶部嵌红五星，两侧刻花岗岩护栏。1951年7月18日上午，迁灵仪式在八宝山举行。十点整，军乐团奏出《哀乐》，刘少奇、周恩来等执绋护送。灵柩缓缓就位，瓦匠立即在周边砌砖立面，最后一抹水刷石抹平时，现场只听得到抹子刮过石面的沙沙声。
公墓二期工程展开后，烈士亭、大礼堂相继动工，青松白杨沿着石阶一路铺开。又过数年，山脚铁轨通车，西长安街公交末站定名“革命公墓”。一到清明，老工人会笑着指给孩子看：“山那边埋着任弼时，咱们今天是来探望他们的。”
八宝山静立北京西郊，见证了新中国从生疏到成熟的礼仪制度，也记录着一代代普通人与英雄的相遇。那张写着“三个建议”的便笺，被周恩来收入文件柜，纸角微卷，字迹仍旧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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